编者按

创业通常被誉为向上代际流动的途径，但很少有研究明确检验这一信念。从企业家异质性和回报的文献中汲取洞见，作者比较了瑞典企业家和雇员跨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作者使用215000对父子的高质量终身收入指标研究了代际收入等级流动性。企业家不成比例地来自贫穷和富裕的家庭，但作者发现的模式适用于整个父系收入分配。拥有公司企业的儿子比雇员更容易跨代向上流动；拥有非公司企业的儿子更容易向下流动。对(不可观察的)特征的选择完全解释了合并的儿子的上升，但只有一小部分非合并的儿子下降。收入少报以及关键的人力资本回报降低解释了剩余的向下流动性。非公司企业似乎没有有效地利用企业家的人力资本。

创业者是否更倾向向上流动？ 

1. 引言

创业常被视为打破阶层壁垒的路径，如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从低收入家庭跻身成功企业家的故事广为流传。然而，这种 “逆袭” 是否普遍？现有研究多基于美国调查数据，发现创业未必能推动贫困家庭子女向上流动（Hundley, 2008），但缺乏对创业者整个职业生涯的追踪和可靠的终身收入衡量（Sarada & Tocoian, 2023）。本研究利用瑞典户籍数据，系统分析创业者与雇员的代际收入排名流动，探讨创业作为向上流动渠道的实际效果及机制。

2. 理论背景

2.1 创业异质性与代际流动性

创业者群体具有显著异质性。公司制创业与独资创业在法律责任、风险承担、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公司制企业具有有限责任保护，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投资，追求更高预期价值的项目（Hartog et al., 2010）。而独资企业往往规模较小，主要依赖创业者个人资源，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Levine & Rubinstein, 2017）。

从代际流动性角度看，创业者家庭背景对其创业选择和经济成功具有重要影响。富裕家庭背景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公司制创业，因为他们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强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以及更丰富的社会资本（Parker, 2009）。相反，贫困家庭背景的个体可能因劳动力市场摩擦而被迫选择独资创业（Åstebro et al., 2011）。

2.2 创业与收入生成能力

公司制创业者能够通过有效配置资源、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吸引外部投资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Bloom & van Reenen, 2007）。此外，他们还可以根据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设计工作角色，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van Praag et al., 2013）。而独资创业者由于缺乏企业内部的专业分工和资源支持，其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较低，导致收入生成能力受限（Gibbons & Waldman, 2004）。

2.3 组织形式与人力资本回报

公司制企业作为更优越的组织形式，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培训机会、职业发展路径和工作环境，从而提升员工的人力资本回报（Levine & Rubinstein, 2017）。相反，独资企业的创业者往往需要独自承担多种工作任务，缺乏专业化的分工和协作，导致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降低，进而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收入水平（Hartog et al., 2010）。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和样本

本研究使用瑞典税务登记数据，涵盖了 215，899 对父子，其中子代出生于 1963 - 1967 年。数据包括子代和父代的终身收入、教育水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测试分数等信息。瑞典作为一个具有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和较高经济发达水平的国家，其数据质量和可获得性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2 变量选择

因变量：代际收入流动性。通过计算子代与其父代的收入排名差异来衡量。具体包括子代收入排名、父代收入排名以及两者之间的百分位差异。

自变量：创业类型。将创业者区分为公司制创业者和独资创业者。若个体在某一职业年度中有一部分或全部劳动收入来自其拥有全部或部分股权的企业，则将其定义为创业者。

控制变量：包括子代的教育水平、身高、体重、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等个体特征变量，以及父代的出生年份、收入水平等家庭背景变量。

3.3 实证模型

本研究采用 probit 模型和双变量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probit 模型用于估计创业者相对于员工向上或向下流动的概率；双变量 probit 模型用于同时考虑创业选择和收入流动性之间的潜在相关性，以更准确地评估创业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

4. 实证结果

4.1 代际流动性差异

公司制创业者比员工更有可能实现代际向上流动性，且其向上流动的概率随着父代收入百分位的提高而增加。例如，在父代收入分布的底部，公司制创业者的向上流动性概率为 70%，远高于员工的 50% 和独资创业者的 40%。此外，公司制创业者在长距离向上流动方面也表现出显著优势，其向上移动 50 个百分位的概率是员工的两倍，是独资创业者的四倍。

独资创业者比员工更有可能经历代际向下流动性，且其向下流动的概率随着父代收入百分位的提高而增加。相反，公司制创业者的向下流动性概率则显著低于员工（Hurst et al., 2014）。

4.2 自选择的影响结果

自选择在创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较高能力和资源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公司制创业，因为他们能够从这种创业形式中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而那些选择独资创业的个体，可能由于自身条件或外部环境的限制，不得不从事这种相对较为脆弱的创业形式。这种自选择机制导致了不同创业类型在代际流动性上的显著差异。

在控制了可观测的个体特征后，公司制创业者的向上流动性优势有所减弱，但仍显著。这表明可观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司制创业者的流动性优势。而对于独资创业者而言，可观测特征对其向下流动性的影响较小。

进一步采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考虑不可观测特征的影响后发现，公司制创业者的向上流动性可能完全由积极的自选择驱动，即如果这些创业者选择继续作为员工，他们也可能实现类似的向上流动性（Altonji et al., 2005）。而对于独资创业者，即使考虑了不可观测特征，其向下流动性仍无法完全用自选择来解释。

4.3 收入低估的影响

收入低估现象在创业活动中较为常见，尤其是在独资创业中。由于独资企业的财务报表和税务申报相对不透明，创业者可能通过各种手段低估其实际收入，以减少税负或规避其他监管要求。这种收入低估行为可能导致研究中对创业者实际经济状况的低估，从而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准确评估。尽管进行了收入调整，但独资创业者的向下流动性仍然显著，说明其面临的代际流动性障碍不仅仅局限于收入低估问题。

考虑到创业者可能存在收入低估行为，本研究对创业者的收入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调整后的收入低估对公司的创业者的向上流动性有一定影响，但独资创业者的向下流动性仍然显著。

4.4 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

人力资本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创业者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应对创业挑战和创造经济价值。然而，独资创业者的低人力资本回报可能与其缺乏企业内部的培训和发展机会、有限的市场竞争力以及较差的职业发展前景有关。这使得他们在创业过程中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和潜力，从而影响其经济收益和代际流动性。

研究发现，独资创业者在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以及教育水平上的回报显著低于员工，且这种差异随着能力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扩大。这表明，独资创业者的低人力资本回报可能是其向下流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5. 讨论与启示

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为理解创业与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证据。首先，我们发现创业类型对代际流动性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公司制创业能够促进代际向上流动，而独资创业则可能导致代际向下流动（Sarada & Tocoian, 2023）。其次，本研究揭示了自选择、收入低估和人力资本回报差异等机制在创业与代际流动性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关于创业异质性和代际流动性影响因素的文献（Levine & Rubinstein, 2017）。

实践启示方面，对于创业者而言，应充分认识到创业类型对其经济成功和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影响。选择公司制创业可能更具优势，因为其能够提供更好的资源支持、风险分担机制和人力资本回报（Hartog et al., 2010）。此外，创业者应注重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包括教育、技能和经验等，以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收入生成能力。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本研究表明，鼓励创业并不一定能有效促进代际向上流动性，特别是对于独资创业而言（Hurst & Lusardi, 2004）。因此，政策本研究主要基于瑞典的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瑞典的经济环境、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与其它国家可能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创业与代际流动性关系的普遍性（Jones & Kim, 2018）。此外，本研究主要关注了个体层面的代际流动性，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创业活动对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制定者应更加关注如何提高创业者的创业质量，包括提供创业培训、技术支持和金融资源等，以帮助创业者选择更适合的创业类型和组织形式。同时，政策还应致力于改善教育机会和质量，提高全体公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为创业和代际流动性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研究局限在于本研究的实验是在控制环境下进行的，可能存在外部效度问题，实验结果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情境（Hsu et al.，2017）。此外，实验未测量实际的创业行为，无法确定测量的环境创业意向是否会转化为实际行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创业者个人因素与社会情境因素在驱动环境创业意向方面的相互作用等。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志阳创谈